阳光小美女
胡佛一家挤进一辆黄色大众面包车,穿越半个美国去参加一场儿童选美比赛。爷爷在车上吸海洛因,爸爸推销"九步成功学",哥哥已经半年没有开口说话——每个人都失败透顶,每一场对话都在互相伤害。到了终点那场选美表演,奥利弗在台上跳起爷爷教她的舞时,整个家庭才终于找到唯一一件不需要成功的事:站在一起,不成器地高兴。
哑光灰黑底色,浅灰蓝点缀,薄阴影圆角卡片。大片留白,克制光影——一座安静而干净的流媒体电影院首页。
胡佛一家挤进一辆黄色大众面包车,穿越半个美国去参加一场儿童选美比赛。爷爷在车上吸海洛因,爸爸推销"九步成功学",哥哥已经半年没有开口说话——每个人都失败透顶,每一场对话都在互相伤害。到了终点那场选美表演,奥利弗在台上跳起爷爷教她的舞时,整个家庭才终于找到唯一一件不需要成功的事:站在一起,不成器地高兴。
十六岁的朱诺·麦高夫不小心怀孕了。她没有偷偷去诊所——她去找到了那对理想的领养夫妻,告诉他俩自己肚子里的小孩需要一个更好的家。艾伦·佩吉和J·K·西蒙斯在诊所休息室里那场关于"太阳底下还有没有好事"的对话是整部电影的灵魂。迪亚波罗·科迪的剧本让每一个青春笑话的背面,都藏着一条成年人来不及处理的悲伤。
1939年的华沙,瓦迪斯瓦夫·什皮尔曼正在电台直播肖邦的升C小调夜曲——一枚德国炮弹落在录音棚外,音乐戛然而止。之后六年他一个人潜入华沙隔离区的废墟、废弃医院、空公寓,靠土豆皮和德国军官霍森菲尔德的怜悯活下来。阿德里安·布罗迪为这个角色减重十四公斤,用瘦到骨节凸出的手指在废墟钢琴上弹完那首叙事曲时,这不是表演——是一个幸存者在替四十万个声音弹最后一首肖邦。
戴安娜去世那一周,伊丽莎白二世把自己关在巴尔莫勒尔堡里不出来面对公众。海伦·米伦的表演不是模仿——她重构了一个被宪法传统锁在沉默盔甲里的女人,当布莱尔在电话里告诉她"他们没有哀悼,他们在哀悼,陛下"时,整个银幕上唯一动的东西是女王眼皮下那一条几乎看不见的肌肉。弗里尔斯让你明白:君主立宪制的代价是一个人必须永远咽下眼泪。
1958年的柏林,十五岁的米夏埃尔在大雨中高烧,三十六岁的汉娜替他擦干身子、把他送回家。之后整个夏天,他为她朗读《奥德赛》《带小狗的女人》和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。八年后他坐在法学院旁听席上,看见汉娜穿着党卫军制服坐在被告席里,她被指控看守三百名犹太囚犯并锁住了燃烧教堂的门。凯特·温斯莱特的表演让你同时想判她有罪又原谅她——而戴德利告诉你,有些历史的重量压在一个女人身上,而法律没有称过那副天平。
1972年,哈维·米尔克四十岁,在纽约关了多年壁橱的门,搬到旧金山卡斯特罗街开了一家小照相馆。之后六年他把这座城市的同志社区组织成了一支政治力量,五次竞选公职,终于成为加州历史上第一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民选官员。西恩·潘的表演用了一种轻快得几乎让人心碎的音色——米尔克录音带里说"如果我被枪杀,这盘磁带里的话就是我的遗言",而格斯·范·桑特让观众知道了后面那只手枪已经装好了子弹。
杜鲁门·卡波特去堪萨斯州写一篇关于一家四口被谋杀的短篇报道,结果在那里度过了六年——并且写出了《冷血》。菲利普·塞默·霍夫曼的体重、音色、步态和虚荣心一同被溶解再重组成那个细声细气的纽约天才。他让观众看见卡波特是如何把一个杀人犯佩里·史密斯从采访对象"爱"成了自己小说的主角——然后为了给书一个完美结局,在最后一刻选择了不再为佩里找律师上诉。整部电影拍的是一个作家的道德塌方。
莱斯特·伯纳姆决定辞职、买自己一直想要的火鸟跑车、开始吸大麻、对着女儿的同学安吉拉动心——他做了一切能让一个四十二岁的郊区中产父亲看起来尴尬的事。但门德斯不是在嘲笑中产阶级,他拍的是每个人家里都有一层积灰的罗马式廊柱,而塑胶袋在秋天的风里跳的那段两分钟舞蹈是全片唯一的真相。凯文·史派西的独白从第一帧"我四十二岁就死了"开始叙述,而你在最后一帧才懂那个"死"字指的是心,不是肉身。
过气电影明星鲍勃·哈里斯在东京的凯悦酒店酒吧里遇见了刚结婚的夏洛特——他们在对方眼中同时看到了同一种东西:被时差困住的人。科波拉把整整一部电影塞进电梯门、霓虹灯映在出租车玻璃上的水汽、卡拉OK房的紫光灯——和比尔·默瑞最后在新宿街头对着斯嘉丽·约翰逊耳边说出的那句全世界观众至今还在争论的那句悄悄话。不是爱情片,是时区与灵魂之间的距离测量。
妮娜·塞耶斯得到了每一个芭蕾舞演员梦寐以求的角色——《天鹅湖》里的白天鹅和黑天鹅同角。娜塔莉·波特曼从第一帧就开始在自己后背上撕下一根羽毛;阿罗诺夫斯基把一部心理惊悚片塞进了排练室的镜子之间——那些镜子不反射光,它们反射妮娜正在分裂的人格。白天鹅需要完美与控制,黑天鹅需要失控与毁灭;而最后一场表演中妮娜从台侧跳进聚光灯的瞬间,两个她终于同时出现:一个在流血,一个在飞翔。
屁屁影院是一间安静的流媒体电影院。我们不用算法推荐,不推送任何你不需要的内容。每部电影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,故事里有一组无法拆散的镜头、一段必须从头到尾才能听完的音乐、和一个在最后一帧之后才肯松手的结尾。
十部电影,跨越六个国家、四种语言、二十年。从华沙废墟到东京酒店,从堪萨斯农舍到纽约林肯中心——它们被放在一起,是因为每部电影的核心都是在讲同样一件事:一个人在庞大而冷漠的系统中,试图保留自己最后一点不被量化的部分。